孔子在齐，齐大旱，春饥。

在他们那里，学术独立既是一种现实的追求，又是判定学术价值的准绳。思想革命从根本上说，必须有学术作为其后援的。

（32）这方面的表现，我们可以称之为显性的一面，其典型的话语方式就是陈独秀所说的，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当然，以今之眼光看，或许是思想革命的方式本身与学术思想、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建立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紧张。此正袁氏执政以来，吾人所以痛心疾首于孔教而必欲破坏之也。可以这样说，二者虽然有两歧性，二者相较，前者虽然是他们思想的一种显性表现，但是它与后者相对隐性的表现仍是水乳交融，难以分割的。科学在这里，不仅是一种怀疑，研究的精神，同时也是一种分析，归纳，实证的方法（17）。

近年出版的实证主义研究著作在肯定严复的开创之功时，都较少关涉陈独秀，固然由于陈在实证主义理论上没有胡适、金岳霖等建树丰厚，但就陈一生的学术思想言，实证主义的影响可谓深远。（14）的确，陈独秀对科学的崇信可以说是始终不移，在学术上，他也一向把科学作为最高指针。这个神不是高高在上的至上神。

特别要指出的是，那种在象征交换中被交换的东西（如礼物）之意义，取决于人或交换者及其所属群体——在于象征人的意义。在这里，灵性关系之中的个性与群性，则是一种关系建构的过程，其间缺乏组织化的过程，当然也不需要这一组织化的区别。23 杨联陞《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49、64页清谈谈什么？自然是学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按：此段原文中有夹注，今略去。但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不难窥见20世纪以来人们对魏晋清谈的认识不断深入的清晰脉络。

可见三玄在玄学清谈中实有至高无上之地位。（《廿二史劄记·六朝清谈之习》）现代学者方始措意此一问题。清谈对于今天来说，固然可以高雅文化视之，但在其所以发生之时，实有关于政治。故其以马融为清谈一启蒙人物，实于理难安。

（唐翼明《魏晋清谈》，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43页）这个定义的好处在于，既没有采用清谈概念的广义用法，即将魏晋清谈作为魏晋思潮的代名词，又排除了具体的政治批评（清议）和人物批评（品藻）二义，从而将清谈的内涵和外延凸现出来。详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页下注。首先是清谈的起源问题。（按：《后汉书·马融传》：卢植……少与郑玄师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受章句。

（《冰茧庵丛稿》）线条清析而失之简单。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唐翼明《魏晋清谈》）尽管唐氏魏晋清谈之概念或有可商，但其条分缕析的逻辑论证的确使许多前人无暇深究的问题得到了廓清。及正始之际，而蔚成风尚。

前面说过，清谈误国是古人对清谈的总体评价，考虑到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及士大夫所特有的天下关怀，这一观点自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20世纪20年代，钱穆以翔实材料和滔滔雄辩，率先接橥王充《论衡》一书对于魏晋玄学思潮形成的开创意义，指出：寻至于典午清谈，视亡国若无事，亦未始非王氏之论有以助成之也。另一位儒生范宁就曾将礼崩乐坏，中原倾覆的责任归诸王弼、何晏，指斥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三玄之说大概兴于南朝，而始见于《颜氏家训·勉学篇》，其文略云：何晏、王弼，祖述玄虚，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直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宾主往复，娱心悦耳。（蒋凡《世说新语研究》，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69－138页）这些评述难免让我们想起宗白华发表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段著名论断，他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进入专题： 魏晋玄学 。

其它作为言家口实的尚有：（1）本末有无之辨，（2）才性四本之论，（3）自然名教之辨，（4）言意之辨，（5）圣人有情无情之辨，（6）名家论理之学，（7）佛经佛理，（8）养生论，（9）声无哀乐论，（10）形神之辨及鬼神有无论等等众多所谓理中之谈。在这个问题上今人和古人才展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这一研究在上个世纪末成为清谈研究的重头戏。

其最著名者当首推汤用彤氏的《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有关清谈的主要论题大都做了深入探讨。叙述清谈文化兴衰嬗变之过程，尤以近人钱穆所说最为简明生动。

紧承清谈起源问题的是魏晋清谈的分期及流派研究。最后是对于魏晋清谈的评价问题。典午既东，此风盛于江左，习尚相沿，直至隋业一统，始见革除。至于清谈的流派问题，一般在分期问题中就被涉及。

（无畏《清谈之分期及其领袖人物之年代》，《中国文化》2期，1946）唐翼明采用的是三分法，将汉末游谈及魏太和初作为清谈的酝酿与成形期，魏末至西晋至元康为将绝而复兴期，东晋及南朝为清谈的重振与衰落期，在时间的长度和空间的广度上均有拓展。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哉？又说：有亡国有亡天下。

古代学者如赵翼认为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以何晏、王弼为宗，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论列清谈流变甚清楚，但尚未作出明确分期。这种思想几乎主导着后来整个学术界对清谈的认识和评价，如孔繁认为：清谈主要是剖玄析微，阐扬老、庄义理，在我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其实，有晋一朝持此观点的不乏其人。

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钱穆、孙道昇等人的王充说较为妥帖可靠。范子烨在其新著《中古文人生活研究》中综合诸说，以年号和公元纪年两种方式出之，将中古清谈厘为萌芽（147－239）、形成（240－249）、鼎盛（250－419）、衰落（420－589）四期，思路清晰，针脚绵密，遂将中古清谈演变之迹尽显其中。除了从学术思想上进行客观研究，不少人还对清谈文化注入了主观感情，出现了不少翻案文章。……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

魏正始为第一期，魏晋间为第二期，西晋为第三期，东晋为第四期。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

近代以来的清谈文化研究，首先发端于东瀛，以市村瓒次郎发表于1919年的《清谈源流考》（《史学杂志》30卷4、5、6、9、11号连载）振起先声，其后方波及海内，至今不绝。至于魏世，遂有‘清谈之目。

何晏、王弼为时宗师，竹林诸贤，闻声继起。（钱穆《国学概论》第五章《晚汉之新思潮》）40年代，探讨和争鸣仍在继续。